|如果我们社会的整体文化和立法思维没有现代化，“五个女博士”还会继续收智商税昨天有个好消息，就是“五个女博士”被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下。因为此前每天进出电梯都会看到这个广告，属实被恶心到了，说是五只苍蝇在电梯里飞还差不多。而且看它的宣传语，我就知道这个产品是收智商税的。如今被查，当然是喜大普奔。不过，冷静来看，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值得高兴。这次被查，官方给的理由是“针对发布低俗广告、虚假宣传的投诉举报”，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网络上群情激愤，抨击这个广告的人太多了。《广告法》中一条规定，即广告不得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情形，但在实践中，如何判定“广告低俗”却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群情激愤的可能是低俗广告，但批评者不那么多的也可能是低俗广告——很可能只是这个广告影响面没那么大，针对这类广告，地方监管部门很可能放任不管（其中包括收了广告主的好处）。更值得深思的是，类似“五个女博士”之类的广告宣传，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打“保健品”的擦边球，明明是食品，却通过广告语暗示了对特定人群的适用性或益处。以“五个女博士”为例，无论它怎么包装，它就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是一种食品成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胶原蛋白有超出食品的神奇功效，但通过广告，它却让你以为它对于女性有特殊的功效。类似于“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并不少，它们可能是胶原蛋白，更有可能是其它传统上被认为具有“滋补”“保健”功能的普通食品，它们一般也没有保健食品批号。这个食品通过暗示对特定人群的适用性或益处，一方面显然误导了消费者，另一方面也有了相对于同类产品的“卖点”，实际上属于不正当竞争。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的法律中对于这类广告缺乏针对性的、有效的约束，这是此类广告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根据我们的《食品安全法》和《广告法》，普通食品包括保健食品都不能宣传疾病防治功能，但是，如果普通食品暗示对于某些特定人群——通常是女性、老人、儿童有更多益处（针对男人的其实也是有的，通常是暗示壮阳），对于这种宣传怎么办？法律中并未有明确规定。有人会说，这类广告通常是暗示而不是直接宣称，怎么好判定其违法性质？实际上，我认为这涉及到我们立法思维中对于广告宣称的关键问题，即对于这类食品的宣传，是否应该适用“白名单”方式？何谓“白名单”方式？可以这么理解，从科学角度来说，食品的功效就是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当然，食品本身有品尝带来的身心愉悦、享受等功能，除此之外，不能宣传其它功能，那么，广告法就必须与这种对于食品的科学定位相符，即只能宣传营养、品尝感受等方面，其它的宣传都应属于禁止之列。我认为这种立法思维才是有对的，也是杜绝各种擦边球广告最有效的。但是，这种立法思维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食品有特殊功效”的说法，民众认可，甚至部分专家为了迎合民众，也传播这种说法。简单来说，我们的监管和立法，还并未完全以科学为基础。食品不应有特殊功效早已是全球科学界的常识，这种认识早已经融入到食品监管体系中。对于食品的非常宣称，欧美国家处罚非常严厉，严重情况下可要求企业停产，相对而言，中国只要让企业交一定比例的罚款，很难起到震慑作用。只要我们社会的整体文化和立法思维没有和科学完全接轨，还没有真正现代化，那么“五个女博士”只是暂时被敲打了一下，它会倒下，换个广告语还能继续收智商税，而且无数个“五个女博士”还生生不息呢。

|当普通人没那么关心粮食安全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反而会越来越好。因为解决粮食安全的方法很多，很多事不敢干，就是瞎操心的人太多。大家好，因为忙其它事情，有一段时间没更新了。从今天起，我会按正常节奏，有值得写的就更新。前段时间有个很蹊跷的事情，很多人都关注到了，就是成都市把投巨资建的环城公园又改回了农田。当然，后来官方“辟谣”，说改的只是一部分，公园总体还留着。但无论如何，有一部分反复折腾这是事实。还有网上视频反映，某些地方正在积极“退林还耕”，把已经种得好好的林木、果树又砍了变成农田。按照农业主管部门的政府，“退耕还林”的地和“退林还耕”的地应该不是同一种地，但是，我个人仍然觉得匪夷所思。这些让人看不懂的操作背后，似乎都指向了一个词——粮食安全。有些爱国网友已经在给大家上课了，大意就是现在国际形势巨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粮食安全是底线，所以要牢守耕地红线……这类说辞，你应该也听过。作为一个国家，要不要关注、保障粮食安全问题？当然要，这个无可争议。但是，什么是粮食安全，怎么保障粮食安全，却大有门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人理解的粮食安全就是米面粮油有保证，不能饿肚子，但有些人设想的粮食安全是米面适量，肉蛋奶也得有一些，换句话说，还要兼顾营养健康问题。可见不同的人对于粮食安全的预期是有差别的，更要命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对粮食安全的看法其实也是不同的。最生动的例子你刚经历过：在平时，大家都希望以平价获得充足供应的食物，但是在去年疫情封控期间，是不是有点绿叶蔬菜和鸡蛋就感恩戴德了？疫情如此，如果真的国际形势巨变，大家又会如何想？所以，别看很多人言之凿凿关心粮食安全，但真要往细了说，其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到底要什么。如果我们把舆论上的各种呼声、关注点都汇总起来，就会发现不仅要求多，而且互相矛盾。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大部分人希望在保障面米油的基础供应上，肉蛋奶也不能缺，光填饱肚子的粮食安全大家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大家希望食品价格不能太贵，哪怕是葱姜蒜涨价了，媒体都会报道，就会有人呼吁政府出来管管了。与此同时，大家还充满警惕之心，希望粮食最好都能自己生产，少进口一些，这样更安全。目前，中国每年进口大豆达到了1亿吨，这已经让很多人如坐针毡了。还好，中国人吃的大米、小麦基本上能自给自足，如果口粮也进口，很多人绝对睡不着觉，天天在网上鼓噪，能上升到亡国的程度。最后，大家在酒足饭饱之余，还希望环境能尽快改善，污染少一些，青山绿水要多一些，公共休闲的地方多一些。这些要求不只是大家随便说说的，其实已经深刻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和决策逻辑。比如，由于中国人对于口粮产量的极高要求，农业部已经被“粮食产量连年增”所绑架，如果哪年粮食产量出现下降，农业部门就会背负极大的压力。有没有人敢问一下，中国的粮食产量就不能下降吗？下降了天就会塌吗？比如，由于大家越来越将“粮食安全”泛政治化，中国有实力的粮企几乎放弃了海外开拓，因为大家觉得只有自己生产的粮食才是安全的。我们苦苦守着耕地红线，除了大豆之外，其余不敢也不能大量进口，因为进口太多必定要挨骂；而在国内，粮价又不能太贵，贵了普通人生活成本太高，但另一方面，国民营养健康计划也不能停，不能吃光饭没有肉和菜……对了，农业还有污染，污染也要治理，土地也需要休养生息。中国的耕地资源本身就不丰裕，粮食既要量足优质，又要平价，还要总体自给，农业用地也不能再多了。这样的粮食安全要求，神仙来了也满足不了。但是，因为“粮食安全”已经被神圣化，很少有人敢对它说个“不”字。怎么办？除了压榨土地本身，就先苦一下农民呗！让你种田你就种（保产量），让你平价卖就平价卖（保价格），让你退耕还林就退（改善环境），让你退林还耕就退（继续保产量），反正农民都是哑巴，不会说话。也有人说，那咱不要那么高要求了，只要求米面能有保障的粮食安全行不行？行，当然行，但是，中国目前的主粮作物已经是自给自足的啊，你们还关心啥？你也许会问我，你别光提问题，你倒是出点主意啊！我的看法很简单：普通人别关心粮食安全是最好的，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想。因为绝大部分人完全是出于莫须有的道德优越感在关心这个问题——显得自己关心国家关心天下大事，但并不清楚自己的想法，也欠缺常识。这种关心是多余的，关心只能是添乱。当普通人没那么关心粮食安全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反而会越来越好。因为解决粮食安全的方法很多，很多事不敢干，就是瞎操心的人太多。只要关心的人没那么多了，转基因、基因编辑技术就可以大胆应用在农业上，全面增产5－10%很容易实现；只要大家少杞人忧天，该进口的粮食大胆进口，质优价廉的东西进口多一点，大家的生活改善得越快，全社会省的钱越多，越有经济能力应付将来的危机。你又问了，会不会某天突然打仗，大家连吃饭都紧张？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你想想，如果真要打仗了，为什么不能把全国的酒厂先停了，把酿酒的粮食先用来吃？为什么不能搞立体化种养殖？能不能先把全国的高尔夫球场征用来种玉米大豆（尽管是杯水车薪）？犯得着先把果树砍了种粮食吗？（这种操作，据说是涉及用地指标问题，不展开说了）要我看，如果真的战争来的，你关心的应该就不是粮食安全问题了。往期文章：

|最新汇总文章认为，社区环境中戴口罩对防流感/新冠可能没用；中国是否有不同呢？眼下中小学马上要开学了，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还需要戴口罩吗？对于这个问题，卫健委和教育部门目前都还没有明确意见。这几天，北京地区的学校还在收集孩子的信息，主要是了解孩子是否感染过新冠，我不清楚这个调查结果是否会作为决策的依据。就在我想这个问题时，看到了一项最新研究，结论是没有证据支持社区环境中戴医用外科口罩、N95口罩能减缓新冠等呼吸道病毒的传播。这项系统回顾研究于2023年1月30日发表在cochrane

|无论胡鑫宇是抑郁情绪还是抑郁症，现在来看都缺乏干预，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随着胡鑫宇的遗体在学校外面后山粮库树林角落被发现，胡鑫宇生前的录音笔送往北京鉴定，这一长达100多天的“悬疑事件”即使水落石出。不过，对其死因的猜测网络上仍然众说纷纭，有一部分人认为自杀的可能性已经无限大，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还存在其它可能，即仍可能是“他杀”。我个人对于后一种猜测表示理解，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一百多天里，警方对于粮库这一离学校非常近的场所搜查出现严重疏漏——现在来看可以理解的原因是中央直属粮库不归地方管辖，而且是防火重地，外人难以进入，但警方在此前通报从未提及这一场所，还用“地毯式搜查”把话说得太满，这实在难以接受，也怨不得外人猜测。可以说，如果警方的工作细致到位，在胡鑫宇失踪的第二天、第三天就找到了他，就不会有这么多阴谋论了。当然，我个人认为胡鑫宇自杀的可能性已经明显更大，这既是源于对事件本身的分析，也源于我跟学校和胡鑫宇家属两方面都进行过交流。从常识来说，如果是他杀，既然100多天都找不人，嫌疑人应当不会主动再把遗体挂出来，在山上挖个坑埋了显然更保险，甚至不用挖，我在山上走的时候，就看见一些现成的老坑。因为山上经过了几轮搜查，也不会再大面积查找了，只要再等春天草长出来，就毫无痕迹了。最重要的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缺乏作案动机的。我和学校一位知情人士深入聊过，详细了解了校长、光头老师和班主任的背景和为人情况，也详细描述了这几个月来各级公安在校内做过的排查工作。这位知情人士和我有不错的信任关系，他非常坚定地告诉我学校老师员工没有作案动机。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后面会考虑把这些背景情况整理出来。还有一些人猜测，作案动机是否是“器官移植”？这种推测其实在医学上很难行得通，因为器官移植首先要配型，否则会有严重排异反应，而这种配型的检查要比普通体检项目更多，更复杂。另外，别说铅山县，就是铅山县所属的上饶市可能也找不出几个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器官移植需要的环节较多，很容易败露。此前推测胡鑫宇是厌学出走，但因为多轮搜查都没有找到人或尸体，所以会觉得不可思议。在找到遗体后，此前的各种证据就可以形成链条了。重要的证据包括他最近一次地理考试全班倒数，在本子上写的那些负面情绪的话，以及他在和母亲交流时的流露的厌学情绪。在早前，也有笔迹学专业人士认为，通过字迹分析推断胡鑫宇有自杀倾向。我在和胡鑫宇一位亲属交流时，他就说到了胡鑫宇在9月中旬的一些异常行为，比如回到家时主动疏远爷爷奶奶，和他们分餐，只是家里人当时没有深入去想他的行为。我认为胡鑫宇班主任在国庆前后跟胡鑫宇聊了什么非常重要。胡鑫宇家人告诉我，在事发前几天里，班主任曾经找胡鑫宇谈过三次，当然，谈的内容肯定是跟学习有关，因为胡鑫宇的考试成绩不理想。但具体谈话方式和氛围如何，可能只有班主任自己清楚了。之所以提到班主任的重要性，是因为在家长之外，班主任是最应该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人。当然，这并不是说班主任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家长的责任可能更重，因为毕竟胡鑫宇是高一新生，入学才一个多月，班主任很难做到对每个学生关怀备至。但是，班主任如何对待学生确实举足轻重——做得好可以挽救学生，做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班主任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就如我上篇文章所说，老师不能只是关注学生的成绩，还要多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无论他是新生还是老生。目前，有一种推测是认为胡鑫宇有抑郁症。这种推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胡鑫宇的表现来看，情绪低落、兴趣下降、睡眠障碍，都符合抑郁症的症状。但是，由于胡鑫宇没有经过专业医生的诊断，已经无法知道他只是抑郁情绪或者抑郁症到哪个程度了。无论胡鑫宇是抑郁情绪还是抑郁症，现在来看都缺乏干预，甚至没有被重视起来——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老师，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一定要责备老师或家长，尤其是胡鑫宇的父母，目前仍在承受旁人难以想象的丧子之痛，任何责备都会加重这种痛苦。但是，我们应该把关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当作一个普遍问题重视起来。2021后，教育部曾表示要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但这只是一项工作目标，现状离这一目标还差得很远。就现状来说，目前家庭和学校对于抑郁症的普遍性了解不足。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报告，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

|只要胡鑫宇一天没有找到，就说明社会存在某个风险点没有被解除，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个风险是什么昨天，我去探访了胡鑫宇家人。我去找他们时，他们一家人都在山上找胡鑫宇，在一个叫含珠山的山上。这个山其实离铅山县城和致远中学都只有不到20分钟的车程，但是已经是连绵的高山和密林，山脚还有一个水库。为什么要去山上找呢？因为有人给他们一个线索，说是山那边有悬崖，如果有人作案，那里会是一个可疑的地方。胡鑫宇家人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线索。从年前，到今年初一、初二，胡鑫宇的爸爸妈妈都在山上找人。实际上，这几天天气非常寒冷，山上还刮着风。胡鑫宇的爸爸妈妈，是非常憔悴的样子。这么找，当然是大海捞针，可是不去找，又能怎么办呢？如果你让他们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等，他们是没法过日子的，会很痛苦。他们只有在寻找胡鑫宇的路上，才能把这个时间熬过去。这种感觉真的没法说。因为胡鑫宇的爸爸和舅舅签了承诺书，有些话不能说。我和胡鑫宇的妈妈也聊了一些，但是信息仍然有限，很多推测没法确证，出于职业操守，我也不能随意写出来。所以说一些可以说的。在年末，我就听到很多亲朋好友谈论此事——几乎每个人都在谈，其中不乏流言和阴谋论，而且有些说法还很夸张。我听到比较多的一个流言是说学校想花多少钱和胡鑫宇家人私了，我特别向胡鑫宇妈妈求证了，可以明确绝无此事。还有其它一些警方已经澄清的流言，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再传播。目前传播这些东西，对于整个事件的进展是没有帮助的，会浪费不必要的公共资源。当然，我也很清楚，流言和阴谋论之所有盛行，是因为这个案子实在过于蹊跷，因为没有过硬的直接证据，大家只能捕风捉影了。这个案子的匪夷所思之处在于，任何一种推论都很难进展下去。如果我们认为胡鑫宇是出走，因为这个出走不是回家，本身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如果要产生这种反常行为，必定要有外界信息的刺激，没有信息的刺激，他的想法、行为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胡鑫宇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他只有一个电话手表，不能上网，他没有一个通道去接受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到底是怎么输入来的？这个解释不了。如果说是因为厌学而要出走，他已经是一个明事理的高中生，应该很清楚在没有手机、不带现金（至少可以肯定没有带比较多的现金）的情况是没法“出走”的，更何况第二天就放假了，他可以正常走出校门。如果说是被害了，就要解释，嫌疑人的动机是什么？因为胡鑫宇只是一个学生，他只入学1个多月，是不太可能和其他人发生特别大的矛盾和纠葛的。这也无法解释。我想，正是因为这种“怎么都说不通“的情况，才会催生各种阴谋论，因为只有阴谋论能解释”动机”的问题，但是阴谋论在其它细节上又是说不通的。胡鑫宇的家人一直希望警方能够立案侦察，这种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目前案件没有实质性进展，同时警方作出了“自行出走”的判断，那么接下来办案方向只能是去校外找，但这种找法效率很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当寻找越来越无望，或者外界关注越来越少时，警方可能就放弃了。家长是绝对不希望就这么不了了之的。我个人也绝对不希望就这么没有结果了，因为即使警方认为是“自行出走”，胡鑫宇案也不同于一般的走失，因为他是一个心智正常的学生，是在封闭式管理的学校不见了的。可以说，只要胡鑫宇一天没有找到，就说明社会存在某个风险点没有被解除——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个风险是什么，很多家长是不会放心的。另外，我们也想展开来说一说。这个事，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事，都不能让它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应该有一些思考，应该吸取一些教训。我们需要正视一下我们的教育问题。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胡鑫宇在入学后，面临比较大的学习压力——当然，现在还不能说这种压力跟胡鑫宇出事有直接关系，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关注。现在不只是高中生，包括初中生、小学生，学习的压力都很大，然后他们的心理健康很容易被忽视。很多老师，其实只关注成绩，对于学生的其它方面并不关心。大家看一下胡鑫宇的作息时间表，

|有张文宏，远比没有张文宏更好。张文宏说：即便是最寒冷的日子，也要心怀希望。长文，7000多字，一篇说清楚围绕张文宏的争议。主要观点1、张文宏有过一些错误观点，比如2020年认为武汉做全民核酸检测不可行，认为新冠并没有降低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这些表明张文宏也会犯错。2、张文宏的一些误判源于他过于自信，比如误判上海疫情的拐点会到来。他对于“为什么没去武汉”的解释太花哨，其实如实回答是“领导不让去”就行。3、在最关键的防疫问题上，张文宏有两个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走出疫情的关键在于普遍的疫苗接种和有效的药物，二是认为“不能抱着咱就是不过了也要把病毒弄死的心态”，尤其是后者，是其他专家都不愿意讲的常识和底线。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文宏这两点都没说错。4、张文宏真正被攻击的原因，是他几次“展望”如何走出疫情，给普通人鼓劲，而“走出疫情”会被联想为结束动态清零，因此被封控派视为眼中钉。但是，目前的结果恰恰证明张文宏的展望是有对的。很多人怨恨张文宏，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曾经的目光短浅，反而找外部的“替罪羊”。5、张文宏改变、丰富了专家的形象，证明了专家可以是有血有肉，担负起社会责任的。6、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专家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度。如果专家都诚惶诚恐，不敢说话，社会只会更坏。正文分割线01为什么是张文宏火了？我有不算短的一段职业经历就是采访各路专家，从院士到各种教授、研究员，甚至基层科技工作者。所以，我对中国的专家有一些直观认识。总体来说，中国的专家并不喜欢接受采访，不喜欢出来发表看法、做科普。你也许会说，接受采访就可以出名，这不是好事吗？出名当然有出名的好处，但现实是往往是还没出名，就先“出事”。记者要采访的话题，多为热点事件、争议性话题，专家回答不好（有水平问题，也有表达能力问题），非常容易挨骂。还有个不得不提防的事，就是媒体经常选择性发表专家的观点，甚至断章取义。等文章发表时，专家才拍大腿，“我不是这样说的啊！”即便是媒体非常客观地发表了专家的观点，读者也经常误读他们的话。因为专家并没有改变读者知识结构的能力，有些观点不符合读者的预期，读者就认为这个专家“不靠谱”“无良”。因为说错话的风险很高，所以很多专家都选择回避，装瞎不说话。而有些专家在接触一两次媒体后也偃旗息鼓了。因为按照我们的科研体制，在媒体上出名对于专家评职称、涨工资、争取项目并没有帮助。所以只有少数专家，出于传播知识的社会责任感，坚持和媒体打交道。当然，他们也可以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写文章，但往往耗费精力过多，传播效果却不好。少数敢说的专家遭遇往往也不好，他们即使专业知识可靠，也还是会挨网友骂。回到张文宏，我并不认为他能预见到说什么话就可以出名，然后搏出位。就这三年来看，张文宏能出名，跟他伶牙俐齿，所谓“说话接地气”有关，但这只是条件之一，不是充分条件。在2020年之前，张文宏再怎么伶牙俐齿，大家也不认识他，媒体对他的报道寥寥无几。2020年后，张文宏出名是必然，也是时势造英雄。张文宏是一名医生，主攻领域是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2003年，年轻的张文宏医生在隔离病房中处理SARS感染者，那时他资历尚浅，网络媒体也不发达。2009年的H1N1流感、2013年H7N9禽流感，张文宏团队都有正面迎战，但由于处置有力，它们在中国没有构成严峻挑战，普通人印象不深。2019年底开始的新冠疫情，是全球性的历史性事件，其话题性史无前例，又恰逢社交媒体极为成熟、发达的时代，这给了很多人一夜成名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是张文宏最火？简单概括，因为张文宏传达了漫漫疫情中最需要的东西：信心和希望。病毒肆虐而来，会产生死亡，会带来社会混乱，造成人的恐惧。但是，并不会由于你恐惧害怕疫情就凭空消失，大家就能不面对。而怎么面对，需要智慧和判断力。如果有一个专业人士告诉你，不要怕，虽然很困难，但我们有信心走出困难，希望就在前面。这种鼓舞是弥足珍贵的。2020年1月29日，张文宏的一句“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火了，为什么这话大家爱听？因为它传递了正确的观念，共产党员要冲在前面，大家不要怕。张文宏后来又说，“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是‘战士’，你在家里不是隔离，是在战斗啊！你觉得很闷吗？病毒也要被你‘闷死’了，‘闷’两个礼拜。”这个话里传达的是什么？是一种幽默感，而幽默感的背后是积极和乐观，不积极乐观的人说不出这种话。在上海疫情已经到火烧眉毛的时候，张文宏仍然发文称《新冠没有那么吓人，但是仗很难打》，颇有种苦中作乐的感觉。毫无疑问，这种积极乐观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封控中的普通民众，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因为封控对于一些人来说太难太苦了，他们需要精神支撑。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希望和鼓舞是不对的，认为从科学上来讲是盲目乐观。我对这种观点无法理解。如果我们是要封控100年，那确实不需要积极乐观，因为那叫绝望了。那么，为什么是张文宏在传递信心？我认为，这既是人的特质，也是城市特质。张文宏在2021年冬至那天曾经说，“即便是最寒冷的日子，也要心怀希望。”这可能就是他的性格写照。张文宏所在的医院科室，长期面对各种严重的传染病，积累了不少经验，尤其是2009年中国成功应对H1N1流感的经历，可能给了他们很大的底气，他们相信科学的力量，这是职业经历所塑造的信心，而张文宏正是这个领域一位年富力强的带头人。其次是城市的特质，上海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管理有序、处于和世界经济和科技对接的前沿，必定会让这个城市有积极向的氛围，让其中的人充满信心和希望，总觉得一切都会变好。相反，如果是在北京，因为是另一种特质，你就见不到专家如此自信、奔放，对吧？02张文宏有什么问题？张文宏有时过于自信，说话为了达到现场效果，偶尔有“秀”的成分。张文宏并非不会犯错，而且是发表了多次事后被证明为错误的观点或判断。比如在疫情之初，张文宏曾经说过，当美国后续的检测、医疗体系运作起来，“我们不用太为美国的疫情担心”。如果从“不要多管闲事”的角度来说，确实不用替美国担心，但如果从美国疫情的走势和结果来看，张文宏的判断失准了。原因就在于他以2009年中国输入性的H1N1流感疫情来换位思考美国的新冠疫情，这种对比低估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和杀伤力，也低估了政治因素对疫情防控的影响。这种误判也是“自信”的副产物——对于一个新事物，相信过去总结出于的那套科学的方法、应对模式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一方面对于病毒的认识可能会有突破以往认知的更新，而疫情防控实践也不完全取决于科学，会有很多干扰因素，当对这两点都估计不足时，根据模式推导出的结果就会不准确。张文宏还有一些判断失误的，比如2020年说在武汉做全民核酸检测不可行，因为到不了“每天做1万例的能力”，最后证明他错了，因为这超出他的经验范畴。2022年3月下旬，张文宏又认为上海新增感染会很多迎来拐点，其实也是同样的误判，即低估了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能力，也低估了现实困难，最终被人取笑为“文宏拐点”。一般专家都知道预测一个事情风险是很大的，尤其是应对新冠这种非常罕见的病毒，所以最好就是干脆不说（张文宏在做这些判断时用语仍然是谨慎的，只是相对于“不言”，谨慎的观点也是观点）。张文宏做的这些判断，不排除是因为受到媒体和受众的赞扬、激励以后，感觉自己有责任多说一些，给民众一些分析和指引，让自己的观点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我们应该看到，对形势做预判并不是张文宏面向公众的唯一方式，张文宏还在文章中用较长的篇幅介绍医疗团队和一线防疫人员所做的工作，介绍他和科学界同行所关注的行业最新研究和进展，我认为这是非常地道的、宝贵的风险交流工作，是给民众传递信心的优秀实践。但是，网友往往忽略他这些工作的价值。张文宏在做科普时还有一些明显不严谨甚至错误的地方，比如说新冠疫情并不影响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记错了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一些文章中，张文宏不区分使用“死亡率”“感染病死率”“确认病死率”，很容易造成对读者的误导。张文宏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有在某些场合，喜欢说一些修饰性的话，说得好了就是搞活气氛，拉近听众距离，说不好了就是抖机灵，卖弄。比如有一次他说到为什么2020年没有去武汉，就说是“我的战友去了就等于我也去了”，虽然有补充解释说是在上海也是抗疫，上海也有感染者，但这种解释比较勉强，因为去武汉的风险确实更高。实际上他在另外的视频里说过，当时是“领导不让我去的，要让我守住上海”，这种有一说一就行了，没必要多余解释。除了这些实打实的错误，张文宏其它的一些言论，有些是属于被人断章取义，有些则是直接构陷、污蔑。比如网上广泛流传，

|难以理解：1、花几千上万亿搞封控挽救了近百万人的事能干，只要花上百亿就能挽救二三十万人的事却不干了；2、一方面声称“太贵了我们掏不起钱”，一方面花钱买便宜但无效的安慰剂。1月8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工作传来消息，辉瑞治疗新冠药物Paxlovid（网友称为P药）因报价高未纳入医保，与此同时，阿兹夫定片和清肺排毒颗粒纳入了医保。网友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有人认为P药进医保是浪费钱，也有人认为这个结果非常难看。为了不在傻子和坏人身上浪费过多口水，我先交代几点不需要动脑的背景知识：1、

|本篇纯属闲聊，聊到哪算哪，不保证聊效。这段时间，有些人经常挂在嘴上的是，“如果不是放开派‘撞门’，本来可以等到明年春天（或其它时机）再放开的。”到明年又如何？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可以聊聊的。首先，“等到明年春天再放开”的前提是先解决12月初防控的问题，具体来说是回答北京、重庆、广州、石家庄等几个大型城市怎么办的问题（当时每个城市日新增都是几千，而且像北京、石家庄数据已经失真），唯一的方案应该就是派出清零派大员（比如改弦更张前的胡锡进）和病毒谈判，请求病毒先休战3个月。然后才是第二步，假如谈判妥了，病毒愿意先歇几个月再战，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等到春天再放开，能够不叠加冬天感冒、流感高发季和恶劣天气，这无疑是件好事，但是其它的进展可能不会很大。我们讨论放开时机，最想达到的目的是降低死亡率，而对死亡率影响最的因素包括疫苗接种率、有效的治疗药物，以及通过有效的策略“拉平曲线”避免医疗挤兑；其次目标是减轻症状，尽可能消除感染过程中的痛苦，当然减轻症状也有助于减少医疗挤兑。中国的高龄老人疫苗加强针接种率不够理想是放开前的一个主要担心（仅有60%）。就疫苗来说，如果能多几个月继续推广疫苗，原先接种过加强针的民众应该会愿意再接种，对于减轻这部分人的症状有可能会有较大帮助，接种了3剂、4剂的老人也会比只接种2剂的更安全。但是，原先那部分不愿意再接种的老人——硬骨头还是硬骨头，对于他们是手段问题，不是时间问题，需要的是效仿新加坡，通过软强制、灵道示范、对反疫苗言论的管制等各种手段才能推动一点。我们会不会有了3个月就取用这种方式呢？大概率不会了，因为之前就放弃了。另外，我一直有一个猜测，9月份以后没有紧锣密鼓再推4剂疫苗，可能跟忙于封控已经抽不出医护人员打疫苗有关。就推疫苗来说，最有条件的时机其实是6－8月，那时候疫情相对缓和。如果是这样，继续封控下去只会更没有人力推疫苗。而对降低死亡率有帮助的药物是辉瑞的辉瑞Paxlovid药。不管你是否喜欢，人家有完整的临床数据，有各国的应用实践在那里证明。为什么我们没有提前去进口P药，显然也不是没时间谈判，应该是有其它顾忌，比如忌惮有些人说“卖国”？我个人的理解是，在当时清零的环境下，如果进口P药，就会被人解读为准备放弃清零，这不仅对清零的管控不利，主导进口的官员还会被视为“对清零不忠诚”（如果舆论一炒作，忠诚不绝对就会变成绝对不忠诚，这点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不做其它准备）。所以，官员一定会等放弃清零后再做这些动作。另外一个对降低死亡率影响很大的是放开的策略，即能否采取一些措施尽可能拉平曲线。可探讨的策略包括分省放开、分城市和农村放开，逐步解除封控措施，要不要采取这些策略，当然需要时间研究，但关键还是决于其它因素。至于中国是否评估过，以及怎么考量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我个人原先认为在春运时控制下，能对拉平曲线有帮助，但目前看，春运还没有到来，全国城市感染人群已经过半了，农村感染比例可能也接近一半了。因此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奥株这么强的传播力，拉平曲线恐怕是很难做到的。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不同道路会是什么结果了。如果疫苗接种、药物和放开策略都不会有大的进展，那么即使再给几个月，对于我们最想达到的大幅降低死亡率，恐怕仍然会失望。当然，如果能在气候相对舒适的春天放开，愿意接种疫苗的人再接种一些，对于避免很多人痛得哇哇叫还是很好的。剩下的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尽早准备退烧药，尽量调整科普方向，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之类，多几个月就能做好吗？当然不是，因为做这些事缺的都不是时间，而是做事的方法。因为一旦放开，抗疫的方式将迎来巨大转变——除了政府改变策略，个人也要开始做充分准备——这些准备包括买药、迅速学习相关医学知识、考虑怎么保护老人，以及心理上的准备，而完成这种转移必定需要一定时间。但是，能让大家开始做准备的，一定是一个公开、坦诚的“退出清零计划”，是一个时间表，如果做得周到些，政府部门、专家还可以列出相关事项。如果有这个计划，很多原来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也可能瞬间改变想法去接种疫苗。这些过程是一个从上到下精密配合的过程。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我并不是想责备政府，只是觉得，我们可以冷静地去想一下，为什么我们没有。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列一些“计划不可行”的理由。比如是否有人担心，这种计划的公布本身就会破坏清零？换句话说，在计划公布不久清零就会被瓦解？或者说，有人根本不相信这种计划，也没考虑过这种计划，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如果搞砸了会不会更难看？这是不是一个对于民众敢不敢信任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甘蔗没有两头甜”的问题？我们能否知道哪头更甜吗？我没法给大家一个答案，我只是鼓励大家尽可能多思考一些，如果有机会，可以把你的分析和思考讲给孩子听。新冠疫情是我们一生中碰到的载入史册的大事，也可能影响了很多人命运，如果在这种事件中，我们学到的只是抱怨、骂别人，那么这笔贵重的学费就白交了。往期文章：

|如果真要找人背锅，我觉得把锅甩给“极端清零派”反而更合理，是他们不停放烟雾弹，导致疏于准备工作。△北京某医院前（图：中国青年报）这一周来，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有些人感染后症状还挺难受。与此同时，医院的发热门诊出现排长队现象，医疗资源非常吃紧，还有一些人的亲人疑似感染后去世。对于有亲人去世的，我理解他们必定很痛苦，也觉得非常惋惜。但我不太理解的是，很多人面对目前的困难，开始埋怨、咒骂“放开派”了（即“躺匪”），甚至将”放开派”称为“杀人犯”，比如下面截图的：目前确实很难，

·“穿和服被带走”，根源在于无处发泄的“民族仇恨”

在网上看到一张图，觉得好笑，又觉得荒诞。有人说，若干年后的人们考古，会发现地层中多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白色层。这当然是调侃。严肃地说，我并不是反对防疫，但是“大白”如此长期、高频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甚至侵入普通人的生活，很多人似乎都忘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他们真有必要穿防护服吗？这一切有不言自明的合理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95%以上的防护服穿戴都没有必要，如果具体到普通人能看到的，可以说99%都不应该出现。从科学上来说，“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为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经气溶胶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后也可能造成感染”（第九版防控指南），其中的飞沫、接触或者污染传播，依靠口罩阻隔，更进一步可以穿隔离衣，而穿防护服主要是为了防范气溶胶传播。△某医务人员穿隔离衣实图当我们明确这点后，就知道需具备以下条件才有用到防护服：接触新冠患者或者密接人员，以及较长时间在封闭空间里——因为气溶胶传播需要病毒有一定的浓度，而开放的空间并不会形成这样的浓度。对于医务人员，可以参照WS/T

|新冠后遗症其实是短暂而不太严重的。根据测算，中国感染者中最后出现长新冠的概率极大可能低于1%这段时间以来，我听到较多的一种声音是“我担心的不是新冠致死，而是新冠后遗症”。新冠后遗症当然不是无中生有，但在互联网上，它又是被广泛夸大和误解的。总体来说，你对它的担心程度取决于以下三个问题：（为节约时间，我把问和答都先简要写了）1、新冠后遗症是终生疾病吗？答：并不是，基本上后面都会好，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叫“长新冠”。2、有多大概率会得新冠后遗症？答：根据目前研究，长新冠在感染者中的比例大概不超过1%，以中国的情况极大可能低于1%。3、新冠后遗症主要是哪些症状？答：疲劳最常见，此外还有嗅觉丧失（奥株更少出现）、脑雾（指难形成清晰思维记忆）、呼吸困难等。本号半年前写过新冠后遗症被妖魔化。目前中文网络上对“新冠后遗症”的误解，这个译名可能要背一半的锅，因为“后遗症”有强烈的暗示是伴随终生。但国际上的说法更多叫“长新冠”，就是得了新冠后即使转阴了症状还要维持一段时间的意思。具体以多长来界定呢？这个标准是世卫组织定的，可以用“3+2”来记忆，即感染后3个月内还存在的症状，症状持续至少2个月，然后要排除是其它疾病引起的。为什么说长新冠不等于伴随终生呢？因为就目前研究已经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原来的“长新冠症状”都会慢慢消失。比如有一项针对

|不好意思，长文又来了。因为总想一次性把事情讲清楚。这几天，有很多网友给我留言，比如发美国数据给我，称“一旦放开死的不是100万，而是四五百万的”，也有认为“如果参照新加坡的数据，死亡数据会很低。”还有身在国外的朋友通过自身经历表示“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信息反映了大家对于新冠病毒的危害性认识有很大不同。这让我想起每个人都学过的一篇课文——《小马过河》，河流是深是浅，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不好意思，想岔了，虽然后面已经有老虎在追，很多可爱的小马仍然不愿过河。这种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一旦放开就覆水难收。而通过研究其它国家的数据可以做初步估算，只有这种估算非常复杂，多有争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01大量的新冠数据对普通人是负担而不是答案在我的文章后面，有一些人问我：你谈新冠的文章，为什么数据这么少？数据当然是非常重要、非常有用的，是决策必不可少的。如实说，在新冠这样一个涉及多维度的问题上，它并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你必须把其它问题想清楚再来计较数据。实际上在各国的官方网站上，有大量统计数据，而且有专门的机构和学者对这些数据做梳理，任何人都可以引用这些数据。只要你有心，获取初步的数据不难。

|提示：本文超长，7000多字。我经常遇到有人问“如果放开，你考虑过那些老人吗？”，其实我也可以用“流感每年死8万人，你关心过那些因流感死亡的老人吗？”这种话直接反问。但是，我想既然很多人有困惑、有恐惧，还是应该花点功夫把问题都讲清楚。正文经常有人在网上问：你家有老人吗？放开就可能会死100万人呢，你考虑过吗？答：关于放开后会有相当的死亡数，而且主要是高龄老人付出代价，我不仅思考过，可以说这一年来都在思考，我希望我的看法能帮到大家。当涉及到死亡问题时，没法让人轻松。没有人希望死亡发生，没有谁真的自私地希望以老人死亡的代价换来自己的自由——谁家没有老人呢？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不希望是有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将这个提法当作道德大棒攻击有不同想法的人。我们绝大部分人可能立场有差异，但并不出于自私的原因。在任何公共探讨中，我都提倡大家关注事实、行为和逻辑，而不要过多探讨动机，不进行无意义的道德指责。01迟早要开放，不要拿死亡数当道德大棒对于新冠病毒，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它不会消失了，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一直防下去，总有放开的一天。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何时放开，在放开后都会带来一定死亡——可作为参考的是，很多人不以为然的流感，但其实流感在中国至今每年都会造成大概8.8万人的超额死亡（这是估算，这个数字可能会偏大，而且不同年份有差异）。所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必然要面对新冠带来的人员损失问题。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我们也要面对广泛感染，大部分人可能都没啥问题，但不排除有少部分人会出现“新冠后遗症”（新冠后遗症不是终生伴随的意思，绝大部分仍然是会缓慢恢复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放开后会有什么样人员和社会损失，本身是可以探讨的，而且也是要重视的，但它们延伸出来的问题是何时放开才合适，以及放开后如何应对等等。何时放开，既取决于科学上对未来疫情的判断，也取决对眼下的防疫形势，防疫得失的评估。在做这些评估前，首先要抑制的就是“生命无价”的道德冲动。因为如果生命真的无价，就不用做什么评估了，直接回到永不开放的死循环中去。“生命无价”只是人的情感上，但是现实中生命不可能无价。如何生命真的无价，去医院看病就不应该收费，因为有些病收费太高导致了看不起病，死了人。如果生命真的无价，也应该把所有车道建成双向八车道，因为马路宽了车祸概率就降低了。导致生命有价的原因不是人的无情、自私，而是现实资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延续本质上需要资源作为支撑，资源不是无限的而且有价格，生命也不得不“有价”。所以，对各种支撑生命的要素进行必要的权衡或者说计算，不仅不可耻，而且非常必要。02不是不想防，而是太难防再回到新冠的防疫问题，一个大前提是：防疫要耗费资源，如果耗费的资源不过于多，而收益又很明显，确实是比较容易做出选择的，那就是选择严格防疫（前提是能防住），推迟开放，等待更好时机。在2020年和2021年，中国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情况是全国个别城市会有一些疫情，但大部分地方没有疫情或很少的病例，大部分企业也能正常生产。通过这种严格的动态清零策略，中国保护了生命，也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当时采取这一策略的不只中国大陆，还包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等。换句话说，东亚这一圈都采取了差不多的策略。说明当时大家对防疫成本投入和收益的考量是比较一致的，而且民众总体上是非常支持的。而之所以是东亚选择这种策略，欧美没有这样做，不是成本收益计算有不同结果，而是文化观念不同——东亚民众更愿意让度一些个人权益以换取集体利益（有分析认为这是农耕文明塑造的），而欧美民众没有这种文化基础，导致防疫策略无法执行。当然，如果从个体角度来说，即使是2020年、2021年，那些被严格封控过的居民，也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可以说是少数人付出代价换取了全国大部分人的相对安全和自由。总体来说，即使2021年有少数人对动态清零策略表示过怀疑和动摇，但不能不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它保护过很多人的生命，其间中国的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2021年12月9日，奥密克戎毒株首次在中国内地检出。虽然从观测上已经知道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力强得多，但具体有多强，动态清零是否能防住，当时并没有底。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是再强的传播力，只要能真正做到物理隔离，也还是能做到阻断传播的。但是，现实很快告诉大家，要防住的难度提升了不知多少倍。天津、吉林的疫情相继爆发，尤其是吉林省的疫情非常严重，一度到春播开始仍未结束。从天津疫情开始，可以说中国的防疫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状态：只要病毒在社会面传播五六天没发现，就有可能导致全城开花——5月份的北京就是如此，病毒只在社会面隐匿传播了五六天，最终靠接近封城+多次全民核酸搞了2个月才控制下来。从今年内的疫情新增趋势图可以看出，2月21日之后每日新增确诊数就一直居高不下，每天新增最低都得2000人左右。而到3月底和4月的上海，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很清楚了。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城市被迫封锁，有一线大城市，有省会城市，也有十八线小县城。差别无非是因资源和管理水平不同，清零和解封的速度有所不同。而由于出远门就有被封控在外地的可能，绝大部分人自觉取消了出差和旅行计划。从上半年天津、吉林到上海、北京，以及其它各个城市防疫的经历来看，大致说明了两点：1、古老的物理隔离手段仍然是管用的，因为物理定律不会失效，只要不惜代价，确实是可以做到某个时间点的清零的。2、虽然能做到清零，但是代价过于大，上海因为封城，直接损失就在八千多亿。更麻烦的是，清零的成果很难保持，或者说保持不了太久。有很多人把下半年的疫情再也无法彻底控制归罪于上海方面，特别是批评上海当初施行的所谓“精准防控”精而不准，也没有更早封城。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肯定是马后炮。我们尤其不能忽略，当时上海承担了全国最重的“外防输入”的任务，这意味着上海将会有更多薄弱点去接受考验。同样不能忽略的是，5月份的北京，以及上海在5月底总体控制住以后（其中仍有一定病例外溢），到了下半年的诸多城市（已经多到数不过来），都爆发了严重疫情，将所有的原因都归为“上海后患无穷”并不合理。也有人将下半年疫情走高归因为第九版防疫手册将入境隔离时间缩短，导致了输入病例的遗漏。这个说法或许有一定依据，但问题在于，缩短入境隔离时间本身就是在防疫和经济发展、内外交流中寻找平衡点。而且其被遗漏的比例被夸大了。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北京一直严控进京，进京就弹窗，也一直做三天一检的常态化核酸，有散发病例也及时追踪，但到了11月还是爆发了。北京还是防疫资源最雄厚、居民文化素养最高最愿意配合的城市之一，这样仍然难以防范，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实际情况是，下半年的疫情是多种原因导致的，首先是病毒继续在变异，传播力更强了，而且新的一波全球疫情又传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外防输入压力更大，再叠加上了暑假大量人员流动，导致疫情多点开花。03层层加码是能力迫近极限的表现如果凡事都从结果去倒推，总是能找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但防疫并不是沙盘推演，地方政府不是AI大脑，民众不是机器人，它一定会面对现实执行中的各种偏差和错误，不是说你设计了一个抗疫模式就能在电脑上跑完流程。决定疫情趋势和走向的，终究还是那些简单而基本的规律在发挥作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力太强（有人认为有史以来仅次于麻疹病毒），面对它几乎没有中间态可选，选择清零就必然伴随静默、全民多轮核酸，这些措施反过去又影响经济和民生，当经济和民生受限时，会导致防疫资源消耗后无法迅速补充（地方财政开始吃紧），而财政吃紧又会进一步影响防控的效果。另一方面，长期、反复的封控让民生受损，会让部分民众有抵触心理，开始消极配合。而在舆论压力下，官方必然要探索严控和适度松绑的尺度，这种松动加上执行上的打折以及看似偶然的因素，往往就会在各地酝成疫情。这一年来，民众最痛恨层层加码。但为什么会有层层加码呢？因为所有加上去的那“码”，都是往“物理拒绝”这个方向靠拢，再笨的人都知道，物理学规律不会失效——只要你人不进我的地盘，就不会带来病毒。防疫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物质又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启动粗暴的“向物理定律靠拢”模式。层层加码，本身就是防疫能力迫近极点时，将防疫责任和成本转嫁给民众的一种方式。只要防疫资源有限、防疫能力有所不及，又不取消追责，那么层层加码就一定会到来。“20条”是对的，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分析的各种技术，比如“本来应该怎样”，其实都是细枝末节，它可能会延缓或加速这个进度条，但改变不了整体趋势。清零目标不变，防控资源又在不停损耗，人员日渐疲惫，这种互动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财政并不雄厚的地方开始连核酸和隔离费用都窘迫（欠账也有尽头），防疫也越来越流于形式，漏洞越来越多。大城市虽然有财力人力，但每一次的清零成本都极高，折腾一次元气大伤，折腾两次不敢想象。这时候，就可能很难持续下去。我们之所以能够并且愿意撑到今天，本质上还是因为过去两年选择了动态清零，围绕这个策略构建了整个防疫体系，那么不管病毒怎么变异，我们都不会很快“认输”，总想再试一试。就像一个学霸，前两张卷子都考得很好，发了第三张卷子，你叫他直接放弃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想到，这次的难度直接超过学习大纲，你硬撑也没用。这不是我一家之言，有上海疫情在前，更有其它东亚国家的主动调整做参考，那些人口比我们少、人均资源也更好的国家都认为要及时转向了，难道他们不爱惜本国居民的生命吗？他们就愿意主动牺牲老人吗？病毒太难防，形势迫不得已啊！愿不愿意防和是否防得住是两个问题，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它们的关系。前者不会影响后者，因为后者是病毒的特征决定的，是科学问题。但后者却决定了前者，即如果防不住，你想防、把家底败家了也是在做无用功。当然，假设能用不高的代价防住，那么继续防下去也是有理由的，我们可以赌一种情况的发生：明年新冠毒性变得明显更强（传播力不变）或者明显更弱了，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因为更晚放开而避免了可观的人员损失。但是，这终究是假设，是赌一种概率，而且这种概率并不高。04花巨资做常态化核酸，值得吗？防疫不只有一个评估角度。比如，我们可以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去计算一下，目前的防疫方式的投入产出如何。我个人曾经粗略算过，如果是以“总体控制疫情不大面积暴发”为目标，我们做常态化核酸、做异地隔离等等所要的防疫花费可能要花1万亿左右每年，即使比这个数字略少，这么多的钱，如拿这些钱去求急症重症，去买急需的药物，投到医学、公共卫生或者教育的其它方面，会不会拯救比100万还多的人？（如1万亿分给100万人，每人可得100万，平均100万救一个人，绝大部分时候足够了）要知道，2021年中国医保总支出才2.4万亿，是这2.4万亿让无数中国人续命了。我想起一件小事，我有个亲戚，多年前被确诊肺癌，当时情况很危急，后来有医生提示，可以私下去购买“XX替尼”的抗癌药，于是我们就从各种渠道打听，后来确实买了这种药，一千多一瓶，每个月吃两三瓶，就靠着这个药，我的亲戚活了下来，而且从一代药吃到二代药，每年就花几万元钱，他延续了近十年的寿命。故事没有结束，当时我老家有个村民，知道了我能够买到这个所谓的“抗癌药”，也来询问我，因为他的亲人也得了肺癌。当时我的建议是，这个靶向药也不是对所有肺癌都管用，先要确定分型，然后再试试看，我愿意代买。但是，当他知道这个药一千多一瓶以后，就没有再联系我了。这种情况其实比比皆是。2021年中国总死亡人数是1014万人。你可以想想，其中睡在床上安详去世的不会很多，除了车祸或其它灾害、偶发事件而死亡的，绝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带着疾病去世。在其接近生命终点那些时间里，如果再花几万、十几万做个手术，再吃点进口药物其实是可以延长寿命的。还有一些更基层的人，甚至连去大城市的医院做检查的能力都没有，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就去世了。《我不是药神》里有一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富裕，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有6亿人，很多人家真的存款不多，能做一次手术就不错了，有的一次手术都承担不起。真的不是开玩笑。所以，当我们花钱如流水一样时——尤其是花公共财政，就一定要考虑这样花钱是不是划算的。比如，我们把几千亿做核酸、搞隔离的钱拿来救济其中一部分人，能不能延长他们的寿命吗？我想是肯定的，只是没有计算过具体数字。05长期本身的代价巨大目前的防疫除了花钱像烧钱，本身的代价也非常巨大。这一年来，各地因防疫造成的人道灾难一起接一起，大家都快麻木了。而因为封控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天量，如果以前三季度的实际GDP和预期GDP做对比，其损失数以万亿计。长期封控对人的精神上的伤害几乎难于统计，甚至不见报道。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大量的如抑郁症类疾病患者，他们是不适合隔离的，如果强行把他们带到陌生的环境关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精神崩溃。封控本身也造成了很多人无法就医，无法及时获得药物。试问一下目前的情况，大量医护抽调去做核酸，去一线做防疫工作，这难道不是“医疗挤兑”吗？有人说，防疫就是个“电车难题”，怎么防都要有人付出代价，无非就看谁躺在铁轨上。这个比方我是认同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电车难题”其实是有答案的，那就不要主动扳动拉杆，不要做“加害”行为。因为主动的加害行为不仅违法，也是不道德、不符合伦理的，被动的受害虽然也令人惋惜，但还不至于冲击社会道德和伦理基础。对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我只是做初步阐述。我们国家有大量优秀的病毒学家、防疫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还有大量有实践经验的社会学者，如果让他们畅所欲言，是可以把防疫的各种问题讲清楚的，而且是能够拿出数据来的。06放开不是放任不管，仍然要积极抗疫我个人非常理解很多人对于新冠抱有很大的恐惧心理，谁还喜欢得病呢？我们对于将来可能会有几十万、上百万的超额死亡数，也绝不能认为无关紧要，不去重视。但是，人不可能成仙，成年人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面对生死时，我们会考虑这一生是否有追求，有价值，有尊严，我们从来不可能只考虑寿命长短。不要以单一问题堵死了其它问题讨论的可能。如果非要讨论老年人的死亡问题，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普通人说，如果没有专业的解读，不太容易看懂各种数据和指标背后的含义，也理解不了数据的局限性。比如新冠死亡数，很多时候它无法区分是“新冠致死”还是“带着新冠病毒死”；超额死亡人数比较能体现新冠的杀伤力，但是它需要根据人口结构和往年数据进行校正，还要考虑其它因素造成的干扰。以美国为例，“超额死亡人数”实际上是通货膨胀、俄乌战争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当然，新冠疫情的影响最大。即使到一个确定的死亡案例，其对于社会和个体的意义也不同。我们做个假设，一个养老院里20个80岁以上严重带病老人的死亡对社会冲击大，还是贵州bus上一个8岁小孩遇难对社会的冲击大（没有遇难者名单，年龄只是假设）？恐怕还是后者。人人生而平等是对的，但现实中人类总是面临抉择，而不是“既要还要又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为了医治小孩的疾病不惜倾家荡产，但为了医治80岁老人而倾家荡产的有多少？谁能说这是自私和冷血呢？明白了数据背后的含义，我们才能谈数据。那么，如果我们以台湾地区的未经修正的超额死亡人数来对比，平移换算到大陆，年超额死亡80或100万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数据只是理论推测，实际情况还跟人口老龄化程度、疫苗接种情况、人均医疗资源相关。另外，如何采取措施有序开放，减少医疗挤兑，把关键资源用于治疗重症也非常重要。当然，无论是100万还是几十万，不管是不是老人，都是生命，都要抱着积极的态度，尽一切努力去挽救他们。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在今年9月就提过建议，推进疫苗接种率是最基础的，另外可以先利用基层力量识别高风险人群，对他们建档，要包干到人，疫情来临时要确保他们能联系上医护，有人指导护理。还可以考虑利用各种闲置房产或现有资源建设气泡型养老院，反向保护特殊人群。另外，要加强科普，减少盲目就医，挤兑资源。即使放开，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根据感染、医疗负担情况有控制地放开。先要取消“封控”“异地隔离”这种老百姓最恐惧的措施，要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物流畅通，但公共场所戴口罩、手卫生这种对生活影响不大、性价比高的防疫措施仍要保持。总之就是抓大放小，因时因地而调整。我们要重视生命，但不要动辄拿“死100万”这样数字去吓唬人。中国太大，即使新冠的病死率降到跟流感差不多了，这么小的概率乘以14亿都是不小的数字。但是，每个人终究只生活在一个小范围内，他要考虑的首先是他自己的风险，一个小区域的风险。如果他连自身的生存都面临风险了，说那些大的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我诚心诚意说一句：中国的老百姓总体上是最善良最听话最拥护政府的，前两年防疫成功，除了政府组织有力离不开老百姓的配合，离不开老百姓伟大的奉献精神、利它精神。这么善良的老百姓如果不是实在太难、实在太苦、实在撑下去了，怎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防疫？老百姓不是一开始就反对防疫的啊，过去是支持的啊。老百姓没变，变的是病毒，是防疫形势。请给他们一些选择的权利，不要用“死100万”“你家有老人吗”这样的道德口号来绑架他们了。谢谢理解。往期文章：

|确实在为放开做准备，但真正放开的“拐点”还没有出现今天中午，国务院应对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重磅通知文件，提出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其改变之多、影响之广，令人关注。这些措施可以简化为以下图片内容（详细的请看原文件）：这些措施毫无疑问都指出了目前防疫问题中公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可以说大部分人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大家也会有疑惑，如果执行这些措施，“清零”的难度显然更大了，那我们还能防住疫情吗？防疫政策总的方向是什么？很显然，目前中国仍然是要坚持“动态清零”策略的，通知中也讲得非常清楚，即“充分认识进一步优化防控措施是为了防控更加科学精准，决不能造成放松疫情防控，甚至放开、“躺平”的误读”。怎么看待这种“既要坚持动态清零”，又要“放松控制措施”的矛盾现象呢？我认为，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1）目前的调整首先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因为目前的防疫措施过紧，导致经济、民生、国际交流等各方面损失太大，民众抱怨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必须调整过来。这是火烧眉目的现实压力，没有商量余地，不管你后面讨论什么方针策略，现在都必须调整了。（2）即使是强调“动态清零”，也不可能是过去的那种。一个值得思考的细节是，西部某省疫情因疫情已经封控3个月，但是中央层面并没有发动当初上海那样的“全国支援大会战”。这里面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各地都有疫情，先要自保，无力它顾。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那种大会战成本太高。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会战，那样后面疫情严重的地区怎么办？那么，只能“动态清零”只能是强调“动态”了。

|各种信息叠加，促成了大逃亡这几天，成千上万年轻打工者拖着行李箱徒步逃离郑州富士康园区的视频震惊了国人。在这场大逃离中，既有悲壮，也有温情和无奈，但是，始终有一个疑团没有得到回答：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逃离？他们恐惧的是什么？是什么促成了这种结局？关于这一问题的正面解读很少，更多的答案可能藏在某些平台上——这些来自园区的年轻人既不会写文章，也没有社交账号，只能在平台上发布了短视频，他们在视频中介绍情况，求助，表达愤怒和无助，但是这些信息很容易淹没在海量的视频中。我看了其中一些视频后，终于知道了他们逃离的原因。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把其中一些视频的文字整理了出来。原视频更生动更有感情，文字只供了解主要信息。一位男性工人这样介绍了事件的过程：“大家好，我是一名富士康员工，相信大家在网上多多少少听到了郑州疫情的事。我讲讲我所看到的，从17号开始，富士康进行防疫政策，我开始没有多想觉得就是普通的事。过了几天，防疫措施忽然变得很严格，搞了一个员工上下班点对点的路，食堂开始关闭不让堂食，超市啥的都关门，然后厂里面给员工免费发N95口罩，还发了中药西药维生素，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当时，我对政府还是充满信心的，也没有多想，还是早晚上班。过了几天，富士康要求所有人回到宿舍居住，想要保住生产，不能因为疫情不上班了。从那时候开始控制不住了，先是隔离一个阳性员工的小区，恒大未来之光，发生了抢夺食物，员工发烧没人管，跳楼啊，乱七八糟的事。还有就是普通宿舍也发生了好多员核酸异常，管不住了，没人管了，核酸也忽然不做了，那天天增加大批大批的，那都核酸异常。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现在在宿舍里，七八个人住，你隔壁躺的就是一个阳性患者，也没有拉走他，也没人管他，你说这事咋弄。最开始，大家都说富士康“白天零增加，晚上到处拉”，现在阳性都不管，都阴阳同住。到周六（10月29日），晚上开始上传一些视频，说员工有的受不了了，有些走小路，翻山越岭，逃离富士康。那时候我是没有敢逃离，没那个胆。但是到今天晚上，上演成千上万的人提着行李逃离了。”这个介绍的脉络很清晰，而且说出了几个关键信息：1、关闭了食堂和超市。2、隔离中的员工发烧没人管。3、跳楼。4、可能的阳性患者和阴性混住。接下来是对这些信息的进一步求证。第一点有很多报道都提到了，具体时间是从10月18日开始关闭堂食。有另一个员工自述中也称，“后来食堂也关了，吃饭就是下班的时候领一份回去。后期就不上班，就不发领饭的条子。”（最新信息是食堂在逐步开放）关闭堂食的举措，一方面说明防疫压力在加大，另一方面表明，后续不上班的员工很可能面临食物供应问题。

|这个项目的积极经验：当疫情来临时，采用大量检测和居家隔离、保持社交防护等措施，而不采用封锁、带离住所的强制隔离这两样烈性措施，虽不能完全阻止疫情，但可以实现软着陆，缓解医疗压力△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内一处采样点到底应该怎么防疫？这实在是个难题。消极“躺平”当然不行，而频繁的“静态管理”和异地强制隔离大家又觉得代价太大，那么，如果执行一种介于“动态清零”和“躺平”之间的“中间线路”，它的效果会怎样？别说，还真有这么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就在被很多人“鄙视”已久的美国，是一所叫做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大学。在防疫问题上，这个大学的路线看起来更靠近中国，在美国可谓“鹤立鸡群”。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是美国名校，我对它的了解，最初是因为它是植物转基因的重镇。植物基因是基因，病毒基因还是基因，搞基因检测不是要用到PCR设备嘛，所以这个学校的基因组中心主任、植物科学教授理查德·米歇尔莫尔就想到了利用现有资源，开发了一套利用唾液样本进行检测的程序，并向学校提议，用于学校的病毒检测。△唾液样本此后，随着2020年开学前一大笔资金（捐款）到位，学校决定拓展这个计划，除了为学校，还为学校所属的约洛郡（Yolo）戴维斯社区提供核酸检测，并开始执行名为“共同健康戴维斯”（Healthy

新诗通常不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一旦引起关注了，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关于贾浅浅副教授想加入作协这件事，很多人并不是对新诗感兴趣，只是想搞清楚贾浅浅到底有没有资格进作协，或者只是找个话题来嘲笑一下，可惜“屎尿诗”是个乌龙，《雪天》《真香啊》《黄瓜，不仅仅是吃的》这三首诗都不是贾浅浅写的。但这些并不妨碍“贾浅浅是否有资格进入作协”这个命题的存在，因为即使在新诗圈内，有不少写诗的人也认为贾浅浅的诗歌很不错，包括一些挂着学者名头的人吹捧她，但另一些不并认可。那么，到底如何评价贾浅浅的诗？一、对“屎尿入诗”的看法贾浅浅没有专门写“屎尿诗”，但《朗朗》一诗中，确实写了屎。这首诗显然是随手之作，本来不值得分析，不是啥好诗，但也没有必要特别批判。当然，网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说说。这首诗作者似乎要捕捉某种童真，使用了“屎”和“王”的对比，但“王”这个形象的赋予是非常生硬的，它没有任何支撑。（大家可以试试，把最后一句删掉再看，反而更天然了，因为有“镇定自若”这个表述就足够了，用“王”来描述，属于用力过猛）。在传统的观念里，以“不洁”的事物入诗的，都是巨大的挑战。它有时候是诗人的突发奇想，有时候不过是诗人在写作风格焦虑背后的偶尔尝试。大部分诗人连尝试的兴趣都没有。因为假如要把“屎”和“王”作为一首诗的某种切入点或者支点的，要么是戏谑，要么它逃不出“反崇高“反传统”这样“二元对立”的写作手法，这种东西看一次就行了，第二次就没新鲜感了。但要注意的是，附加了各种意识形态、观念传播的诗歌，在新诗中的样本量是不小的。这类诗看起来跟“屎”“屎”诗泾渭分明，但在写作意识上有相同之处。我们对新诗的所有讨论，最后都要回到“作为诗的特长和使命”这个核心问题上。诗歌对外来说，是一个潜在的互动的过程，而对于作者自身来说，是一个关于“诚实”的问题，即如何面对和处理自己的内心情感。

|公众有时要求“最严厉的处罚”，有时又对底层从业者抱有同情。法规如何平衡这点，确实很难这两天，一则“陕西个体户卖5斤芹菜被罚6.6万元”的新闻被热议，说的是陕西个体户进了7斤芹菜，2斤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当去抽检，5斤卖了，这2个被检出不合格（应该是农残超标），而且该个体户也没有进货凭据，然后被市场监管部门罚了6.6万元。这个案子被国务院督查组查了，上了央视新闻。网友看了这个新闻，基本上是一片骂声。比如说执法部门是以权势欺人，并且猜测当地是不是借此创收。我过去是长期跑食品安全新闻的，对此这类案子并不感到稀奇。首先，我完全理解网友的感受，卖5斤芹菜被罚6.6万元，这个有违常理，跟人的“朴素正义”不太相符。实际上，连当地市场局的副局长也认为罚得重了。但是，情理归情理，我还是想从法律上说一下：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这样处罚其实是符合法规的。而且，还必须提出，如果当地监管部门不按法规处罚，他们可能会被追责。简单来说，这类案子，罚多罚少都很为难。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是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24条，确实是应该对该商贩进行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处罚的。这里需要说明的，如果该个体户履行了进货查验，能说明进货来源的，根据136条，是可以免予处罚的。但问题在于，涉事的个体户没有进货凭据，因此就被罚了。有人会说，虽然法律是这么定的，那么监管人员能不能讲个人情，给他少罚点？比如罚个几百块钱就行了。实际上，涉及到这个案值不大的案子，在大多数情况下，监管人员还真的是不想多罚的，或者说不敢多罚的。我以前走访地方食药监部门，就经常碰到他们抱怨，说食品安全法的这类处罚条款很难执行，因为处罚金额太高了（其中有多个处罚条款），比如乡下一个小卖部卖个过期食品，你就罚人家几千甚至上万，你要真罚了，人家会跟你拼命！如果不罚或少罚会怎样？答案是：只要你不按法规去罚，就涉嫌渎职。在实际业务中，有不少案子，食药监管部门罚少了会被地方检察院起诉，罚多了检察院也会起诉你（如下图）。

|事情的根源不在于和服，而在于广大“爱国群众”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仇恨”已无处发泄

|吴啊萍通过明码标价的买卖去供奉牌位，没有偷没有胁迫，怎么就“寻衅滋事”了？昨天晚上，大家都很关心的南京玄奘寺供奉日军战犯牌位的事有了调查结果。根据通报，此事的大致背景是一位名叫吴啊萍的女士在了解到侵华日军战犯的暴行，知道了松井石根等5名战犯的罪行，产生心理阴影，长期被噩梦缠绕，于是想通过供奉解脱。当值僧人按照5年收费3000元的价格把这事办了。

|政府反智，全民遭殃近日，斯里兰卡政局动荡，总统和总理双双辞职，国家宣布破产，数万民众如潮水般冲进总统府泄愤，惊呆了网友。斯里兰卡地处印度南面，是印度洋上的咽喉之地，贸易条件佳，降雨和日照充分，农业条件也十分优越，这样的国家怎么会走到破产这步的？斯里兰卡破产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索是全国盲目搞有机农业，把支柱产业——农业整垮了，算是作死。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在

|既够得上“滥用职权罪”，也够得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昨日，郑州市纪委就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问题发布通报，对涉事的多位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处分，比如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献彬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其他人也分别被处以严重警告或降级、记过等处分。“豫赐红码”是全国人民都关注的严重社会事件，各方都呼吁严肃追责。目前，郑州纪委对当事人做出的属于“纪律处分”，是根据党内法规做出的处分。理论上来说，如果符合《刑法》规定，不妨碍再对当事人进行刑事立案。01应以“滥用职权罪”立案我认为，目前相关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刑法中“滥用职权罪”，受影响的储户或法律界人士都可向河南省检察院发起举报。《刑法》第397条规定如下：【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对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情形，也有规定。根据2005年12月2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2、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很明显，“豫赐红码”的行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完全符合上述（8）的情形。同时，由于很多储户去河南被“赋红码”，导致行程受阻，也造成了个人财产的损失，由于涉及的人数多达1317人，总计财产损失重大，也符合（9）的情形，所以应该以“滥用职权罪”立案查处。另外，本人认为，一个地方政法委负责人为何会利用红码去阻挠“村镇银行”的储户维权，是否受人请托、涉及钱权交易，也值得认真查一查。02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另外，由于该事件属于滥用储户信息，已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相关婴幼儿的死亡和奶粉有关。文后附家庭防范婴幼儿配方奶粉污染的指南比较早关注我的网友都知道，这个号一开始是写食品安全话题的，但因为近年国内外的食品安全事件很少，就开始写其它科学话题了。但是，如果有人在食品安全话题上误导公众，我还是很愿意澄清的。今天就重操旧业，说一下“美国雅培奶粉”相关的事。因为最近有一些媒体和大V在网上误公众。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有几名儿童死亡被怀疑与雅培奶粉有关，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也进行了调查。这方面的新闻其实有几个月了，但因为发生在美国，国内除了行业内的人和宝妈，可能一般人不太关注。而有少数媒体，以及所谓的大V，为了证明“国外的月圆没那么圆”（我没有说国外的月亮一定圆的意思），就很积极地引导舆论，比如下面两个截图：这两人在我眼里一惯是比较low的角色，这里不展开说。下面专门说一下，他们发的内容为什么是不客观的，是误导人的。我查看了FDA关于此事的逐月声明，可以概括一下目前的结果：还没有证据将这些病例（指报告的9名婴幼儿死亡）与雅培相关奶粉联系起来（原文截图如下）。所以，使用“雅培奶粉致X名婴儿死亡”或“X名婴儿因喝奶粉致死”这样的表述是不对的。但是，官方也不可能像公众期待的那样，给个简洁的确定说法，说一定跟奶粉没关系。到目前为止，关键的信息有这些：1、在雅培公司留存的样品和召回的产品中，没有检测到可能导致污染的那两种致病菌。FDA认为，目前检测的样本数有限。2、在涉事工厂和产品直接接触的区域环境样本中也没有检测到这两种致病菌。3、在工厂其它区域5个环境子样本检测到阪崎克罗诺杆菌，但是对这些样本进一步基因检测后，发现是5种不同的菌株，而且与从患者那里提取的致病菌基因不匹配。4、涉事工厂被认为有一些卫生控制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消除卫生风险。5、可能涉及的批次都召回。但因为雅培奶粉在美国市场占比40%，而且其中部分产品是特殊配方奶粉，产品召回导致了产品短缺，如果这些孩子断供了，那比“有可能被致病菌感染”的健康风险大多了，所以，在调查期间，对于这些没有替代产品的婴儿，仍然是允许在咨询医生后自愿使用这些产品的。6、在整改以后，6月初，涉事工厂获法院批准后恢复生产了。怎么看待这些信息呢？我认为，雅培的产品（也包括其它品，以及国内的产品）在出厂前每批次都要做相关致病菌的检测的，没有在相关产品/样品中检测到致病菌，那就不能作出“雅培奶粉吃死了X个婴儿”的结论。但是，科学上一惯是“证是容易证否难”，所以官方总是用“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保守表述，而这种表述总是容易让人猜测“你也不敢说没关系吧？”从理论上来说，也确实不能说没有其它可能性，比如你可以虽然做了样品检测，但会不会有“漏网之鱼”之类——即使概率很低。况且，也确实在工厂环境中检测到了相关致病菌，那么就难免给人以更多联想。有些人会说，这9个孩子都吃了雅培的奶粉，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实际上，也还不能下结论。要搞清楚这点，需要有一些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比如，因各种原因，美国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儿童死亡。根据资料，我粗略算一下，美国4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24/10万，2021年约有36.6万新生儿，正常年份大概有900－1000名1岁内婴儿死亡，新冠期间可能有升高，这其中就有一些是食源性疾病引起的。那么，具体是哪些食源性疾病，什么原因导致的，要全面分析这些儿童在环境、饮食等各环境可能面临的污染问题。比如，被怀疑和雅培相关的两种致病菌，其实在家庭环境中也是可能存在的，也有污染奶粉的可能。对此美国CDC写了一个专门指南（附后），告诉家长如何防范污染。再来看，因为雅培奶粉的市场占有率高，吃的人太多了，只要基数够大，那么哪怕是其它环节、因素导致的污染，也可能“指向”吃过雅培奶粉。大基数下发生了小概率事件的重合，这并不奇怪。但是，这种分析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因为条件所限也不可能搞清楚。总之，从科学证据上来说，不能“定罪”，除非出现新的证据，也不会有更多的调查了。但受限于科学的特点，又不能完全把话说死。至于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些信息，那是你自己的理解了。附：美国CDC关于防范阪崎克罗诺杆菌污染的指南（笔者注：此指南对于防止其它致病菌污染也有效）基础知识：阪崎克罗诺杆菌是一种天然存在于环境中的细菌。这些细菌可以生活在干燥的食物中，例如：婴儿配方奶粉、奶粉、凉茶、淀粉。克罗诺杆菌感染很少见，但它们在新生儿中可能是致命的。婴儿感染通常发生在生命的最初几天或几周内。每年大约有两到四个病例报告给

|唐人打人事件是暴力事件，暴力不分男女，挑动性别议题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是“人的视角”和“法治思维”，而不是“男女对立”；当前网络上的女权主义者，热衷于找热点、做形式表演，却没有人像张桂梅老师那样，数年如一日去现实中为女性争取某一方面的权益，这是女权变“女拳”的主要原因。6月10，“唐山打人事件”迅速成为舆论风暴，微博前10个热搜占了5个。大家看了视频后，无论怎么表达愤怒都不为过。对于相关犯罪嫌疑人，我也完全赞同在法律的范围内给予重判。不过，在事件之外，相信有不少人都有一个疑惑：为什么这起事件会成为网络舆论巨大的热点？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把这件事讲给一个十八线城市不太上网的人听，或者是一个农村人听，即使把这个视频也给他（她）看，他可能也觉得很愤怒，应该把这群男的抓起来坐牢，但大概率不觉得这是新闻，不值得很多人聚在一起去讨论它。在一个饭店，发生了一起打人事件，打得很凶残，无论是男打男、男打女、女打男、女打女，都不太像是新闻。人打动物也不算，只有动物打人才是新闻。长期以来都是这样。中国的治安环境已经大好转，但这类案件仍然很常见，根据公安部数据，2017年，中国仍有伤害刑事案件111124起，强奸刑事案件27664起，其中还有很多没报案的，可以说每天都有上百起类似案件。为什么这次变成了大新闻？当然有视频的感官刺激原因，但此类视频多得很。关键性的因素在于：在中国越来越壮大的女权主义声音和能量（此处是一种客观描述，非贬义，以下皆同）。广义上来说，女性权益运动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从民国到新中国建国后都有声音和作为，但必须承认，女权运动在网络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进入了新的阶段，而通过若干个事件的演练，参与女权的人越来越多，声浪越来越大。这种声浪，已经明显地对一些事件起到推动甚至“裁判”的作用。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必须重视这一份力量的时候：既要看到它潜在的正面价值，也要规避、引导它的负面效果。其中的女性主义者尤其要省视：什么才是逻辑自洽的、聪明的、有效的女权运动？01女权主义视角，并不总是恰当的视角女权主义在社交媒体时代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这是因为其具备了过去没有的新特征：西方理论输入、行动组织化、线上线下联动及中外联动。在昨晚，类似于《男性可以为支持女权主义做到的35件实事》很快成为了10万加的热贴，这个贴子反映的是大家对西方女权理论的新奇、渴求。而在过去的诸多事件中，女权不仅在网上呼吁，也已经走到线下，对一些事件公开声援、表态，中国的女权代表频繁在境外被颁奖，这些事情大家也不陌生。当然，我还要说它在表层之下更值得注意的特征：广泛的参与性和行为艺术化。中性点说，就是向各种事件伸出触角，而且广泛贴标签。贬义的说法，就是到处“碰瓷”，而且有表演和煽动性质。再回到这次“唐山打人事件”，最开始积极推动的就是微博上的女权主义者，而目前的舆论走也大幅度偏向了“女性安全”，这跟女权主义者的设想也是一致的。当然，微博上的很多男性也非常关注这一事件。这个其实不奇怪，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不仅女性，男性也是会感到不安全的，谁家里还没有女性亲人、朋友？谁不带个女性出门吃饭？但是，男女关注此事的角度有明显差异，比如，很多男性看唐山打人事件，最后的台词是：我去，打黑除恶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有这样的黑恶势力？而女权主义的关注点是，这是一起因对女性的性骚扰而起的恶性伤人案件，它再一次反映了长期以来女性所处环境的恶劣性。我当然认同这起事件跟性骚扰有关（嫌疑人先试图摸她），这有非常明确的视频证据。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视角，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恰当的角度。在这起事件中，这个男的确实一开始就对女的性骚扰，但更合理的认知是：这些男的野蛮、人品低下、目无法纪。简单来说，性骚扰并不必然伴随如此可怖的暴力，当一个男人如此肆意使用暴力时，那么他肯定是既敢骚扰女人、打女人，也敢打比他弱小的男人，甚至不排除挑战比他高大的男人。因为暴力是骨子里的。这也是很多男性也在这一事件中感到不安全的原因。这种视角甚至不是对女性视角进行补充，而是要注意到，要解决这类暴力问题，必须回归到“人的视角”（它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的视角）。因为如果一个人敢肆意使用暴力，你去呼吁“嘿，哥们，你要尊重女性啊，你别骚扰女性啊”——有意义吗？没有意义。这种人不性骚扰也会使用暴力。这也不是要构建一个“杜绝性骚扰”的环境问题，这是两码事。因为此时的唯一问题就是打击暴力，消灭暴力产生的各种因素和环境。这时候再来看，我上面提到的男性视角——其实就是人的视角，它更接近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当我们问：“都打黑除恶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恶性案件？”——虽然这个问题仍然不够聪明，但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因为循着这个方向，我们会去思考，运动式的打黑除恶是不是效果不佳？是不是此类案件在过去经常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比如在没有摄像头的情况下，此类案件经常被判定为“互相殴打”？在法律上，在公安的执法中，在审判实践中，是不是存在对这些人打击不力的问题？往法治社会多想想，这些视角难道不比谈论“性骚扰”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愿意对暴力行为有更深刻的观察和思考，我们也完全可以去观察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教育和家庭，各阶层的生存状态，人的精神状态。这些“人的视角”和“法治的视角”，难道不比女权更管用，难道不更能保护所有公民包括女性吗？02女权为何变“女拳”？伴随着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壮大，大家也看到另一个词出现了：“女拳”，或者说“田园女权”。这显然是贬义词。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很生气，认为这是对女权的污名化。女权的本质是平权，或者说人权，由于各种原因，女性权益受损，所以要为女性争取权益，这个道理一讲就通，没人会反对。由于历史、文化等各种原因，女性权益在中国也受损，比如长期的重男轻女现象，女性在职场的上升空间狭窄，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诸如此类的现象出发，为女权争取权益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因为没有女性的平等、自立、有安全感、有尊严，男性大概率也不会幸福。但是，出发点对，不意味着行为的效果都是正向的。我上面就提到，当前女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四处出击”和“行为艺术化”。实际上，这是女权运动在草莽阶段的固有特征，加之碰上了社媒时代。因为它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只能是不断地加入热点事件中，包括把冷门事件变成热点事件，而“行为艺术化”，实际上是给此类抽象事件“视觉化”，这样才能引起大家更多的感受。在这些热点事件中，很多性“女权”的行为都演变成负面效果，我们可以说几个近年的代表性事件。其一是2018年的“温州乐清女孩乘顺风车遇害案件”。一个花季女孩，乘坐滴滴顺风车，被司机拉到偏远山上奸杀，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怒。这个事件跟此次的“唐山打人事件”在性质上有相似之处，它本质都是恶性暴力事情，但“奸杀”的后果更为恶劣。所有的这类暴力事件，实际上都有成熟的讨论框架，因为暴力根植于人性，这类事件在任何社会都有，所以一方面要深究具体案件的前因后果，还要放到大的背景下，看它的发生率如何，是不是有历史文化、社会环境、教育、家庭等各方面的原因。通过这些背景分析，然后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然而，在这一事件中，由于女权主义的鼓噪，它很快演变成了“女性不安全”的话题，以及对滴滴这类大公司的声讨。最后结果是逼迫滴滴下线了顺风车业务。毫无疑惑，滴滴应该升级它的安全措施，此后它也确实这么做了，比如增加一键报警功能及录音。对技术的关切是合理的，但这从来不是问题的本质。滴滴顺风车下线了，女性被迫坐出租车、坐黑车、骑电动车、骑自行车、走路，是更安全了吗？无论哪种方式，都更不安全了。归根结底，我们是要解决暴力的问题，而不只是“女性被暴力”的问题。另一个例子是2021年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大致经过就是一个女孩晚上叫货拉拉搬家，途中因司机偏航产生恐惧心理而跳车身亡。这个事件中，女权主义者的参与有了更显著的“成果”，即当事司机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今年的二审仍然维持原判。事件的关键点在于，当事司机有错，但无罪。他不可能预见到有人跳车这种亿分之一概率的事件，而当跳车发生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且是车内光线不佳的环境下，不可能有更好的反应。但是，女权主义者出于妄想，发明了“司机态度差”（实际上是该女乘客率先散步式搬家，完全不尊重司机感受在先）、“网约车不能偏航”（实际上法规中并无此规定）“司机偏航必然有鬼”（网约车偏航并不少见）等说辞，将当事女乘客不同寻常的行为完全合理化，从而让事件偏离了正常的讨论。在这起事件中，女权主义者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声量，甚至影响到了司法判决。但是，它带来的恶果却是女性的环境会被更加恶化：很多正常的司机也不愿意搭载女乘客。还有一个严重后果是，由于它对反复渲染女性乘车时的恐怖氛围，会让更多女性失去常识和理性，将来在打车时无端猜测、联想，然后做出错误决定。还需要提及的最近的“丰县八孩母亲”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女权主义者实际上贡献了很大的正面声音，推动了事件发展，包括几位勇敢的女性亲赴丰县去声援，都值得赞誉。但是，即使是这样非常有正面教育价值的事件，女权主义者也容易走偏，比如无脑传播“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这种臆想的句子（别说精神病人，正常人在现实中也不可能说这种川味文艺腔），很容易让人怀疑传播这些人的智商。而在官方公布DNA检测结果后，仍然不停质疑该女性是“李莹”，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提出各种诉求。这种彻底不相信政府的做法（无论哪一级政府），实际上是把解决问题的路径堵死，这并非大部分关切者的初衷。女权主义者的这些行为，大大抵消了他们的正面价值，也让更多中立者不敢靠近他们。这些事件仅仅是浮光掠影，如果再回头看，就发现女权主义在中国虽然明流暗流涌动，但有诸多缺陷，比如虽有一些理论引入，但并没有真正的学院派将这些理论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消化、重新阐释，并用于指导实践。大部分行动派热衷于找事件，搞热点，甚至做“行为艺术”式的表演，却较少有人多年如一日、脚踏实地去解决一个问题，去推动女性权益的发展——做这类事的反而不沉浸在网络上。正如我上面说到的，《男性可以为支持女权主义做到的35件实事》是一个不错的贴子，这里面列了35件事，但你有看到网络女权主义者踏实地去推动其中一两件事吗？所以，虽然女权主义者在网络上能量不小，但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位被人尊重的、被认为有学识的领袖人物。相反，像张桂梅这样从不谈“女权”的人，反倒被认为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先锋和偶像。总结总体看来，目前网络上的这些女权主义，他们是想借助网络和社媒工具，能够较快、成本较低的普及女权意识，并以为这样就能推动女权问题的解决。但他们有太多不切实际甚至掺杂功利色彩的想法，他们应该想想：如果说男女不平等是一个深重的历史问题，你怎么可能以短平快的方式解决？甚至于，我们怎么可能仅靠发起网络运动、炒作热点就能真正唤醒群众的意识，解决女权问题？“女性权益受损”到底是社会经济问题、生产关系问题，还只是观念问题，就算是观念，是什么决定了这么观念？你们想清楚了吗？今天，又有人无脑的把“唐山打人事件”往性别议题上扯，这是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了。（配图均来自网络）往期文章

|中国的院外急救在欧美、亚洲国家中属于最差一档；以北京为例，如院前急救水平提升到日本、新加坡或中国台湾的水平，每年可多挽救近1000人，如果提升到第一档的欧美国家水平，每年可多挽救2000多人。编辑搜图近日，因郑州市120接线员的迟钝、冷漠和不专业，导致一位20岁的大学生得不到救治而离世，深深刺痛了公众的心。不过，在愤怒之余，我们可能得想一想：只是这个接线员的问题吗？答案不是。整个中国的院前急救系统是全面性的拉胯，成功率差着欧美20倍的距离，也远远不如东亚其它国家。01郑州：0.57%的OHCA存活率很多人都打过120，笔者也打过一次120，那次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导致急性肠胃炎，痛得死去活来。在打120的人群中，有一类人是最紧急、最危险的，那就是心脏骤停者，心脏骤停的救治分为医院内和医院外，院外心脏骤停（Out

患者分别经历了流鼻涕、发烧和喉咙痛，然而这些症状在疾病开始后的三个月内都没有持续超过两个月。这个研究还表明，Omicron

我个人相信绝大部分医生一定都是急患者所急，并无私心的，如果他们犯了错，我们需要知道所有的原因，而不只是“他们没经过培训，业务不熟”。

整个中国，懂统计学、懂经济的专家应该很多，但奇怪的是，奥密克戎毒株流行了这么久，用这种统计学的方法来谈疫情影响的，似乎只有梁建章。我原本期待有专家能有理有据反驳梁建章，但似乎没人站出来。

答：由于新冠疫情已经造成的巨大影响，目前对于新发传染病都极为警惕。猴痘作为一种“人畜共患病”，医学界已经有相当研究，因为其病毒率不低，所以也一直重点关注。猴痘1958

虽然概率低，但我们也不能把体外实验有效的东西一棍子全打死。那么，对于这次拿来宣传的“千金藤素”，业内人士怎么看呢？我截了个评论给大家看看，这个作者是中科院毕业，专注搞药物研发的。

人们需要有两方面的比较，需要有两方面可信的数据，而不只是一方面的数据。因为从人的感受来说，经济下滑的代价已经让部分人承受，他们在承受的同时，需要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以及希望在哪里。

这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当然是有些键盘侠、云农业专家发功了。但话说回来，为什么今年会有更多农民卖小麦青贮呢？具体原因，我直接给几张截图，这位徐元林先生长期在农业一线，对实际情况是很了解的。

通过规范消杀以获得居民的支持，这个当然是有必要的。不过，我认真查了各种官方发布信息，发现并没有专家出来解答——入户消杀对于防疫是否有科学依据？病毒在物体表面最多就活七八天

家庭稳定，叶财德开始在事业上进行规划和积累。2013年，他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中医康复科主任陈之罡教授确立“师承关系”，继续在中医康复领域学习，同时进一步把中医运用在社区工作中。赶上时代风口，上央视

现在各省大量支援物资，物资的绝对数量并不缺，但是缺分配和配送物资的人。人手上不来，供应能力必须大大受限，“抢不到菜”就不足为奇了。平台大可以把“库存数”设得很高，但如果没有能力配送，那有何意义？

|世卫组织官方认可的文件、标准需要有广泛的成员参与，要走固定的表决程序。21人参加的3天会议绝不可能代表“世卫组织肯定”。最近一周来，网络上出现了一波“世卫组织表示中医药能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报道。比如，最典型的是澎湃新闻的报道，用了两个话题标签：

|过去没条件，现在机会来了。实验的关键一是要由独立的研究人员参与，二是样本要多△“防疫物资”连花清瘟驰援上海4月6日，上海本土新增感染者再创新高，达到近2万例，疫情仍然吃紧。不过，笔者想到，目前的情况对于医药研究也许是难得的机遇。

△上海疫情趋势图（图源百度）上海的局面，本身是试错的一种结果，以当前的结果否定试错的必要性，只是马后炮。试问一下，如果上海在全市只有48个本土阳性的情况下就说全市封停，你敢说上海市民不开骂吗？

所以，在已经封了19天的情况下，在缺菜、随时可能感染、隔离区的条件很难保障的情况下，疫情仍然看不到头，几乎可以肯定要封一个月多（很可能是两倍于西安的封控时间），你该知道吉林人民有多煎熬、焦虑了吧？

23日晚，上海东方医院的一位护士因急性哮喘发作，去本院急诊求医，恰逢消杀停诊，保安尽职拦下，不得已要奔往10公里外的医院，终因病情耽搁而身死。这一消息从昨夜开始刷屏，很多人惊讶于，为何西安发生类似事情以后还会发生？为什么上海这样“高水平”的城市也会掉坑？我认为，这种惊讶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在此前谈西安疫情的文章《孕妇流产、心梗拒诊，防疫背后的“代价”是必然的吗？》，就说过两点：1、管理不可能涵盖所有细节，要解决这类突发事件，必定依赖于防疫一线人员的“灵活处理”，但在防疫高压下，包括保安这样的一线人员，只敢、只能把人拒在门外，因为“防住病毒是第一责任”，这不是形式主义，也不能判断为没人性，这是极端高压下的正常行为。2、其它城市吸取不了西安的教训，因为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是另外的人在一线操作，不可能设想到所有情景先演练一遍。（以下我的观点截图，表明我不是马后炮）

△网友：我奶奶做酸菜就是用脚踩的当然，这也不是为企业行为辩护，毕竟个人制作是自愿的，这个是商品。但是，如果你真要从食品卫生、食品安全角度来想，你的个人感受也许就不那么准确了。很多事情，只是你不知道！

“捡女人”——不是“带女人”，也不是“押来一个女人”，更不是“骗来一个女人”，它在保留确定性的同时，恰如其分地剔除了一切道德痕迹，就像我们只需谈论一个人的运气一样轻松。“捡”女人掩盖的丑陋现实

其中最主要的疑问是对董某民或其父亲将小花梅“捡”回家中的行为如何定性？这一点会决定董某民是否在“非法拘禁罪”之外还涉嫌其它违法行为。董某民称小花梅是“捡来的”，这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之词。

目前因防疫造成的生命损失已经让人陷入“电车难题”。一个人因为防疫管理而失去生命了，这种道德冲击感远甚至于多少人因感染病毒而去世。毫无疑问，这一轮西安的疫情，是自武汉之后压力最大的。其压力不只源于全面封城、1000多人确诊的规模，更在于普通市民因为防控中的管理问题而付出了生命代价。△当事人发言截图目前，西安至少已有2位孕妇因为就诊不及时而流产，一位心绞痛患者因为多家医院拒收，错失治疗时机而失去生命。△当事人发言截图

这种三观震裂的事，为什么两个老师还敢录起来还发给家长？其中原因，恐怕跟教育环境和氛围有关。就在今天，很多家长被一段教师言语霸凌学生的视频震惊了。晚上，涉事的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实验小学发布通告道歉，并停止两位教师的工作，后续处理可以观望。网络上的群众呼声是要求开除相关教师。